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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应该被神化，但更不应该被妖魔化。大家现在总说“金稳会”，似乎忘记了它的全称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没有了金融发展，哪来的金融稳定？就像一个病人如果失去了自身的造血能力，吃再多药也无济于事。
中国各地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可否认，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甚至有些超前，但大部分城市的金融尚欠发展甚至十分落后。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北上广深这样一批国际性的一线金融中心，还需要一批区域性的二线金融中心。自“十二五”以来，全国一共有三十一个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这其中一定只有少数能成功，是已经崭露头角的杭州、重庆？还是后发制人的青岛、西安？
衡量金融中心的指标有N个，但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搞准“区域”定位，要有合理的定位，深厚的腹地。二是搞对“金融”业态，除北上广外，很难做综合性中心，要选择有特色的子行业。三是搞好“中心”建设，也就是能够充分集聚资源、资金、资产和政策。本报告将从这三个角度入手，梳理各地打造金融中心的经验，为金融欠发展的城市提供参考。
致上谈兵是致金研究院运营的实务研究型自媒体平台，研究方向主攻不动产、PPP、军民融合、文旅医养及资本市场的PE/VC、IPO、新三板、并购重组、银行、证券、信托、债市、项目融资、资产管理、资产证劵化、基金等业务方向的政策分析、产业研究，目前已在业内已广为传播，（手机搜索：致上谈兵）欢迎关注~
目前来看，共有31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20个省会城市（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石家庄、杭州、南京、广州、福州、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南昌、成都、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南宁）以及7个核心城市（深圳、青岛、苏州、宁波、无锡、温州、厦门）。
从时间上看，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随后各大城市纷纷表露明确意向，行动比较早的有大连、郑州等城市，大连在2009年12月发布了《大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09—2030）》，郑州则更是早在2007年11月就发布了《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纲要》，因此，2009-2011年，可以看作区域金融中心的探索期。
在“十二五”开局时期，即2011年底到2012年初这段时期，大部分地方通过其“十二五”规划，尤其是“十二五”金融业规划明确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任务，更多的区域金融中心的专项规划出台，比如《加快推进济南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2011.08.10），《“ 十二五 ”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1.12.19），《重庆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12.30）等，各地也纷纷上马项目，扩大金融业规模、加快金融业集聚，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可以视作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期，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十二五”以来，各地不断出台文件、调整定位、厘清思路，力求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中抢占先机，比如南京（2013.01），厦门（2013.12），广州（2013.12），西安（2014.06）武汉（2015.04），哈尔滨（2015.12），长沙（2016.11）等都在此期间提出了区域金融中心的专项规划，大批金融专区、金融大厦等也不断出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从定位上看， 有一部分城市笼统的定位为区域金融中心，但是相当一部分城市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具体来看，又分为以下几类：
主要指北京、上海、深圳三个核心城市。 这三个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具备相当的发展规模和聚集度，均明确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充当“领头羊”的角色。
跨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相对比较普遍，但同一地域内的各个大城市同时上马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就难免形成相互竞争：东北地区的长春、沈阳、大连都提出建设东北地区金融中心；华北地区各地在定位自己的金融中心时则各有考量，天津着眼其在北方的重要地位，提出建设北方现代金融中心，石家庄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建设京津冀金融副中心，太原着眼于东西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提出建设承东启西的区域金融中心；华中地区的武汉、长沙都明确提出了建设中部金融中心，郑州也提出了“立足郑州、服务中原、辐射中西部”的定位；在西部地区，西安、成都提出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兰州、呼和浩特等提出建设西北部金融中心，我国目前的“区域金融中心”的密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指边境、沿海地区建设的外向型区域金融中心。 哈尔滨以对俄为重点打造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乌鲁木齐借力“一带一路”战略面向中亚，昆明面向泛亚，而同在福建省的福州、厦门则建设面向的区域金融中心。
从层级上看，发文的行政层级往往能够衡量对文件内容的重视程度，从各省、市关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发文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国家层面发文提出建设的区域金融中心不多。比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意见》，提出支持把昆明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杭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央行发布的《建设哈尔滨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金融服务中心规划》，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就等于走上了“高速公路”。
省政府一级的发文一般对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出总体要求，往往体现在金融业发展规划、金融业发展指导意见等宏观文件当中，但也有例外，比如2011年8月10日《加快推进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就是由山东省政府发布的。
而详细的区域金融中心规划往往由市政府发布，以方便具体分工与执行，但是依然有很多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在市级层面上没有提出专门的规划，这也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同时，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还存在内部协调的问题。以湖南为例，开普区、天心区、湘江新区都在打造金融中心，湖南湘江新区还隶属于岳麓区管辖，只是把岳麓区的窗口前置，省里要统一规划，各区之间军心要齐，不能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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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域金融中心要综合还是要特色，除了北上广深，可能其他城市还是要以打造特色的功能性金融中心为主。现有城市在打造区域金融中心时，主要侧重于突出以下几类特色：
资管型金融中心以资产管理为主题，通过各种形式吸引基金、信托等资管机构入驻开展金融业务，从而带动当地金融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是打造财富管理中心。 财富管理模式在吸引区域私人财富、推动区域理财、业务处理及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模式在国际上已有许多成功案例，如瑞士、新加坡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在我国，青岛率先尝试打造以私人银行为核心的财富管理中心，拥有全国首个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二是建设基金小镇。 基金小镇是一种新兴的资本运作方式，通过吸引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集聚，快速形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
(1 ）分布于经济基础扎实的城市。 尤其以产业基础良好和金融相对活跃的二线城市居多，比如青岛、杭州、长沙等。这些城市虽然在金融机构数量上不如一线城市，但现代产业结构比较完整，经济基础比较扎实，能够为资产管理等新兴金融业态发展提供产业基础与经济保障。
(2 ）多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 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和大连、郑州等交易型金融中心，无论是青岛财富管理中心还是杭州基金小镇都处于从规划到落实的初始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完善基础设施、加大宣传吸引金融机构入驻，以及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和规范。整体而言，资管型金融中心具有极大的潜力和想象空间。
(1 ）形式多元化。 从青岛的财富管理中心到杭州的基金小镇，不同的城市根据当地情况采用了多样的形式，展现出各地鲜明的创新意识。
(2 ）服务对象多元化。 青岛服务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和长沙则着力于吸引基金机构入驻，各自着眼点与定位不同，决定了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各具特色。
(3 ）政策多元化。 这些城市目前已施行的政策具有多样性，既有信息公布、配套设施建设间接手段，也有税收优惠、补贴奖励等直接手段。
青岛市具备经济发达、产业成熟、金融体系完备等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第二产业已经比较成熟，第三产业发展也处于较高水平。同时还建立了适合财富管理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外，青岛还是空港、陆港、海港的枢纽，运输体系四通八达，具有良好的区位经济优势。
(1 ）聚集财富管理机构。 青岛引入7家私人银行、8家财富管理中心、多家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数达到5000余人，管理资产超过400亿元。
(2 ）设立财富培训机构。 青岛与招商银行合作设立中国(青岛)财富管理学院，吸引山东大学财富管理学院、中信证券财富培训机构落户青岛。围绕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特点，积极推动财富管理人才培养平台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3 ）实施财富管理创新政策。 实施跨国集团人民币集中运营管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各类财富管理创新政策，并在全国首次将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境外投资范围拓展到境外一级市场投资并购和有监管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完善多层次的财富管理体系，引进产融结合的消费金融公司、债务管理公司等业态。
(4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 青岛市三次组织开展“银行机构负责人走访千家企业活动”，对接3200家企业个性化资金需求730亿元。同时，着眼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国率先编制完成财富管理十大配套产业规划,同时发挥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新型财富管理机构在助推十大产业改造升级中的作用。目前，青岛市股权投资类企业达到165家，总注册资本达到255亿元。
(5 ）完善配套服务保障。 青岛市调动全市资源，统筹区域功能，完善配套产业，为试验区建设和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提供基础服务和保障。
(1 ）具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优势。 从国际先进财富管理中心发展经验来看，良好的自然环境有利于财富管理机构、市场、人才以及各类资源聚集。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在资源禀赋等方面与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建设面向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的潜力。
(2 ）具有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 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青岛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较足，区域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有利于财富管理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并为财富管理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3 ）具有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 青岛市是计划单列市，中央驻青金融监管部门设置比较齐全。根据山东省政府的统一部署，青岛市金融办和各区市金融办还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牌子，实现了职能从协调服务向协调服务与监督管理并重转变，这为探索和完善财富管理监管体系创造了条件。
(4 ）具有一定的发展实践经验。 青岛市近年来致力于推动财富管理发展，从规划调研、政策引导、机构设立、人才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青岛以财富管理为带动，实现了金融业持续较快发展和安全有序运营，在国内同类城市基本确立了领先地位。
2013年5月，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出席“2013香港山东周”活动时提出，将着力打造青岛财富管理中心。随后省政府《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又明确指出，要把青岛市建设成为国内领先、面向国际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
2014年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等11个部门联合向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获国家批复，成为我国首个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1 ）财富管理专业机构聚集效应显现。 第一家外商独资财富管理公司、第一家产融结合消费金融公司、第三支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以及国内大型金融机构财富管理子公司、私人银行等一批新型财富管理机构纷纷落户青岛，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2 ）试验区财富管理交易功能趋于丰富。 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场外市场清算中心、华银商品交易中心、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艺术品交易中心等一批财富管理特色交易平台正式投入运营，有效发挥了市场在财富管理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杭州打造基金小镇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毗邻上海，环境优美；民营经济发达，浙商团体资金多；雄厚的财政实力有力地支持了金融业的发展，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基金小镇提供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搭建系统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创设优越的企业创业环境提供了可能。
(1 ）采用“政府+新型运作主体”发展机制 。杭州市政府主要为机构入驻提供硬件环境、政策配套、服务配套；同时委托私募（对冲）基金行业代表性机构，组织运作主体，通过“产业链招商”和“生态圈建设”模式，开展专业化的园区发展和促进工作。基金小镇的开发建设过程主要体现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与高要求招商的特点。以高标准建设，基金小镇注重相应产业链和生态圈的培育，重点完善“一主两翼”金融生态体系。“一主”是突出龙头机构作用，引入世界500强企业和一批优质的基金管理公司。“一翼”是注重提高小镇管理水平；“另一翼”是完善金融商务环境，引进法律服务、会计审计、研究咨询等机构。组织全球私募（对冲）基金论坛，举办高端金融人才交流活动等，以提升基金小镇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高要求招商，与中信证券、浙商银行、永安期货、财通证券等多家行业龙头机构合作招商，凭借龙头企业的吸引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不断充实完善。
(2 ）出台税收补贴政策予以支持。 为吸引基金公司的入驻，园区还在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落户奖励、购房补贴等诸多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税收奖励政策：根据浙江省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8号），省财政将对特色小镇规划空间范围内的企业，给予前3年全额返还、后2年返还一半给当地财政的政策支持。
人才购房补贴政策：高级管理人员购房次月起按每人每月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三年住房补贴。其子女入托、入（转）中小学,参照在杭留学回国等人员子女办理。
办公用房补助政策：新购建的本部自用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租赁办公用房按房屋租金的30%给予三年补贴。
高级人才落户政策：高级管理人员可享受杭州市人才引进政策，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按政策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为其子女入托、入（转）中小学提供便利。
(1 ）区位条件优越。 杭州地处长三角经济带，经济条件富庶，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强。地理位置靠近沿海地区，海陆交通发达，周边城市集聚，靠近上海、南京等大型城市，具有同城效应。
(2 ）产业资源丰富。 杭州的轻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起步早，发展快，尤其以纺织工业、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产业优势凸显。目前在杭州市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通过“产业链招商”和“生态圈建设”模式，开展专业化的园区发展和促进工作，有助于杭州基金小镇的快速崛起。
(3 ）自然人文融合。 杭州市气候温和，自然环境舒适优越，自古以来被“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人文底蕴丰厚。玉皇山南毗邻的西湖，更是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典范。基金小镇的选址突出了拥抱自然与人文关怀，优雅的办公环境，崭新的创投空间，对投资人和员工都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杭州基金小镇的前身是一个叫做玉皇村的城中村，由于缺乏整治，村办企业石材切割厂污染严重。当时，杭州市上城区对玉皇村整治的初步思路就是通过关停污染企业，腾出空间引入文化企业。
随着一些基金公司的入驻，当地区政府发现，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公司来说，基金公司优势明显，占用资源较少，产出效益更高。加之，近年来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小镇引进基金公司的决心愈发坚定。2015年，浙江省提出打造一批特色小镇。上城区主动提出，要把玉皇村建设成为基金小镇，并于当年挂牌。
浙江有15个基金小镇，几近占据33个基金小镇的半数。包括黄公望金融小镇、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运河财富小镇、义乌丝路金融小镇、梅山梅洋金融小镇、湘湖金融小镇、宁波慈城基金小镇、温州万国金融小镇、西熙谷互联网金融小镇、嘉兴南湖基金小镇、温岭基金小镇、金柯桥基金小镇、鄞州四明金融小镇、白沙泉金融小镇、南麂基金岛。其中，杭州的基金小镇主要是指玉皇山南的基金小镇。
作为浙江省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平台之一，基金小镇计划到2018年入驻各类基金管理公司1000家以上，力争达到2000家，其中具有全球化投资能力的资产管理机构超过100家，资产管理规模达到千亿级的领袖基金公司不少于5家，总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万亿元以上，力争达到2万亿元，投向创业创新实体经济规模达到3500亿元，力争新培育上市企业180家。
截至2016年8月，山南小镇投向实体经济项目629个、资金1240亿元（其中省内353亿元），2016年上半年实现税收6.4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99亿元。小镇内私募金融企业已经形成规模，业态分布合理，股权投资类、期货证券交易类、资产管理类企业已经逐步集聚并产生积极效益。
目前，基金小镇入驻企业160家，工作人员2600人，2017年一季度税收9000万元，吸引浙江民间资本1万亿，新增就业机会10万个，规划面积2000亩，核心区域面积0.5平方公里。2019年预期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管理资产余额超过1万亿。
交易型金融中心以金融交易所为核心，提供优质金融交易的宗旨，不断推进金融交易品种创新、制度创新，从而带动区域金融发展的区域金融中心。交易型金融中心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 ）与传统金融紧密结合。 相比于类型的金融中心，交易型金融中心与传统金融业的关系尤为紧密，这主要源于其核心是金融交易所，而国内的交易所具有起步早、服务传统金融历史长的特点。
(2）积极探索创新转型之路。虽然交易型金融中心服务于传统金融，但随着新的金融领域发展。我国的交易所都纷纷开始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不断设立新的交易品种、制定更加灵活的交易规则。
（3）处于成熟期。无论是大连商品交易所还是郑州期货交易所，这些交易所都有着长达 20 多年的经营期，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加快创新转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投资者对交易品种的需求日益增加。现有的品种远远不能够满足。目前各交易所纷纷加快了创新转型的步伐，推出新的交易品种，修改过时的交易规则。
(2 ）加强区域合作。 当前，跨区域的金融市场初步形成，各交易所的着眼点也由本区域转向了跨区域合作，甚至开拓国际化的道路。今后的交易型金融中心将密切与国际接轨，谋取国际声誉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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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期货市场运行稳健，商品期货功能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可，公募基金对商品期货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目前国内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大型基金公司对商品指数基金开发的需求日益提升。在促进期货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应运而生，在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积极对接实体经济，为实体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目标是成为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作用明显、商品价格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一流交易所。
(1 ）积极出台战略。 大连商品交易所要求以建设“亚洲重要期货交易中心”为契机，加快实施品种、区域、创新、人才、信息化国际化六大战略。
（ 2）丰富交易品种。 大连商品交易所不断丰富期货品种。目前大商所已上市16个期货品种，并推出了8个期货品种的夜盘交易。2017年3月31日，大商所上市了豆粕期权，同时推出了豆粕期权的夜盘交易。
（3）加快转型升级。 大连商品交易所在发展过程中还强调“两个转变”：一是通过加强品种创新，实现由单一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向综合性期货交易所的转变；二是通过强化市场服务，实现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国际性市场的转变。
（4）紧密区域合作。 在经济区域开发方面，大连商品交易所紧紧抓住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三个经济发达区域，提高大商所交易品种在这三个地区的市场份额。
（1）期货发展符合市场需求。 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对建立、完善、发展期货市场的需求迫切，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开放在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创新管理理念。 大连商品交易所积极总结管理经验，探索管理方法，在人才、管理、技术与服务方面均取得突破。
（3）稳固区域合作。 大连商品交易所有效开发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三个经济发达区域，提高大商所交易品种在这三个地区的市场份额；
（4）加强交易品种创新。 大连商品交易所加快推出农产品期货、工业品种期货乃至豆粕期权的上市交易，改善上市品种结构，推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下发1998第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对期货市场的格局进行重大调整和重组，保留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原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和上海粮油交易所三家合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经调整后的三家交易所继续进行期货试点。
2000年以来，大豆期货合约、豆粕期货合约、玉米期货合约、豆油期货合约、焦炭期货合约、焦煤期货合约、铁矿石期货合约等合约上市交易或实行全天交易。
截至2016年末，大连商品交易所拥有会员单位166家，指定交割库247个，投资者开户数273.70万个，其中法人客户8.21万个；2016年，大商所年成交量和成交额分别达到15.37亿手和61.41万亿元。2017年大商所市场累计成交量11.01亿手、累计成交额52.01万亿元、日均持仓量613万手，全年成交量成交额和年末持仓量占全国期货市场的36%、28%和43%。2017年参与大商所交易的客户累计为69.98万户，同比增长6%，单位客户年末持仓量占大商所总量的48%，其中玉米、豆粕、豆油、棕榈油、聚丙烯等品种的单位客户持仓占比均在50%以上，接近国际成熟期货市场水平。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将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企业竞争力，完善订单农业、价格体系、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
（1）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 服务型金融中心往往是结合了当地的产业特点和文化特点，提供某种特色的金融服务。因而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特色。
（2）服务范围广。 相比交易型、资管型、投资型金融中心，服务型金融中心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突破了某一环节的局限，在金融业的各个环节都提供优质的服务，如产业合作、市场数据、信息平台等等，全面打造一个产、投、融结合，适宜金融发展的环境。
（1）政府引导与市场竞争相结合。 多数服务型金融中心仍处于初创建设期，这期间政府引导的色彩较为浓厚，但是从各地出台的规范可知，当地政府并没有独揽全局，而是更注重回归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造一个有序而活跃的金融中心。
（2）走区域特色的金融建设道路。 各金融中心多数是服务于区域性金融市场，因地制宜发展，因此这些区域金融中心都带有显著的当地特色，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在竞争中崛起。
目前发展大数据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重要布局的发展战略。近年来，贵州通过打造“5个100工程”等发展平台，发展大数据、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同时支持文化旅游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 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地方竞争力不断提升。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GBDEX）是经贵州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以大数据命名的交易所，是一个面向全国提供数据交易服务的创新型交易场所，采用“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旨在促进数据流通，规范数据交易行为，维护数据交易市场秩序，保护数据交易各方合法权益，向社会提供完整的数据交易、结算、交付、安全保障、数据资产管理和融资等综合配套服务。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是我国乃至全球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志在成为全国重要的数据交易市场，打造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并服务于贵州西部金融中心定位。
（1）开展国际合作。 2015年11月6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与马来西亚大数据智慧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2016年1月19日，大数据交易所与韩国The IMC公司建立沟通机制，探路大数据交易国际化，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提供大数据支撑。
（2）参与顶层设计。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全程参与了贵阳大数据产业顶层设计、产业规划和产业推动，当前正在参与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大数据交易标准、大数据技术标准、大数据安全标准等国家大数据战略顶层设计，同时还在全国布局了30个交易中心。
（3）注重自主研发。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主要通过自主开发的大数据交易电子系统，线上与线下相互结合，撮合客户进行大数据交易，促进数据流通。同时，定期对数据供需双方进行评估，规范数据交易行为，维护数据交易市场秩序，提供配套服务。
（1）特殊的地理条件。 贵州生态环境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清新，紫外线辐射是全国最少的地区之一，年均气温在14℃-18℃，具有发展大数据中心业务的气候优势，可减少机房降温与除尘成本，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极低。
贵州水资源丰富，交通快捷，电力充沛。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选址依山傍水，利用天然岩洞来储存大数据中心庞大的服务器群落是一个安全、省电、易散热、少辐射的最佳选择；基地总计超过250万台服务器的庞大用电量，可以就近使用便宜而充足的电能。
基于以上优势，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纷纷参与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据统计，贵州省在2016年前三季度，拥有大数据核心业态调度企业39家，关联业态企业383家，衍生业态企业409家，因而在2016年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获得“贵州·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称号。
（2）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发展大数据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重要布局的发展战略。贵州省政府在2014年2月25日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贵阳市政府迅即在2014年5月14日出台《贵阳大数据产业行动计划》，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优先布局大数据产业发展，成为我国大数据开拓者和领先者。
此外，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还与贵阳、广州等50余城发起成立“中国城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联盟”，与清华、北大等20余所高校联合成立“中国大数据交易联合实验室”；与两院院士沈昌祥合作建立我国第一个大数据领域院士工作站；与中信银行合建金融风险大数据实验室，共同完善数据交易体系，助力“数据强国”建设。
贵州省积极就基础设施的层面开展与科技公司的合作。2014年，贵州省政府和阿里巴巴达成《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中云上贵州系统搭建是合作重点。苹果公司授权云上贵州作为苹果在中国运营iCloud云端数据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在2018年2月28日后，云上贵州负责中国区所有iCloud的数据。
2015年4月14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并完成首批大数据交易。首批数据交易卖方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广东省数字广东研究院，买方为京东云平台、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在交易所平台基础上，大数据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企业等多方共同组建大数据交易商（贵阳）联盟，首期对接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苏宁易购、国美在线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正式上线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正式公布《2017年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首批重点企业名单》，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作为大数据核心业态大数据交易企业入选。
截至2017年5月，交易所交易额累积突破1亿元，交易框架协议近3亿元，发展会员超1000家，可交易数据产品近4000个，可交易的数据总量超150 PB。连续三年（2015-2017）承办“数博会”核心论坛——中国（贵阳）大数据交易高峰论坛，发布《中国大数据交易产业（报告）》、《贵阳大数据交易观山湖公约》等成果，引领大数据交易产业发展。
如同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为当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样，诞生在贵阳的中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助推贵阳经济发展形成了后发赶超之势。
依托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发展平台的建设，戴尔、惠普、京东、富士康、宽带资本等行业巨头相继落户，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全面提速；贵阳着力发展数据中心与呼叫中心，预计到2020年打造30万座席规模的呼叫中心产业集群，聚集超过100家呼叫中心企业，带动70万人就业。
投资型金融中心，是以完善金融投资为重点，吸引投资机构，拓宽投资渠道，发展投资市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金融中心。
（1）投资方向多样化。 不同的地区投资倾向是不同的。重庆的八大投以基础设施为投资方向，广州以绿色金融领域作为投资领域，杭州则重点投资于文创产业。这些区域投资性金融中心摒弃了传统的“大而全”的投资模式，专注于某一领域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投资特色，也提高了投资效率。
（2）依赖区域优势，具有区域特色。 这些投资型金融中心之所以形成鲜明的投资特色，主要源于各地的区域特征各异，发挥比较优势。重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强烈的需求，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广州地处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优美，适合发展绿色金融；而杭州文化气息浓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政府引导色彩淡化，市场竞争激烈。 由于投资型金融中心的打造都是由政府牵头带动，因而在初创建设期呈现出较强的政府主导色彩。随着投资型金融中心的基础建设完善，今后将会更多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引入市场机制，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进行自我完善。
（2）投资渠道更具多元化。 虽然目前的投资型金融中心已呈现出分明的区域色彩，但是对于单个金融中心来说仍有多元化发展的潜力。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更多的投资者入驻，将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向。
从2007 年起，重庆的GDP 增速一直处于全国前五位。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固定资产投资在重庆的整体经济结构中贡献显著，从2001 年到2016 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 的比重从最初的35.26%升至98.87%。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部分，重庆市基建投资从2001 年的308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5 年的4,356.17 亿元，年均增幅约20%。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出台“4 万亿”的经济刺激投资计划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重庆市也加大了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2009 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提升了将近10%，其中基建投资额增长30%。在此期间，重庆市国资委所属的几大城投平台不仅负责大量城市建设工程及后续运营，同时也承担了为基建投资融资的职能，通过发债、、信托投资等方式为政府的基建项目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1）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地方政府操盘资金来源。 八大投资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投融资平台，分别负责水利、交通、桥梁、电力、通信等各个方面，覆盖了城市建设和城市公益设施的主要领域，各投资平台不仅在各自领域发挥投融资功能，同时也提高了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同领域对资金的相互挤占。如水务控股主要特许经营主城区供排水、污水处理；水投公司主要对“九五”项目清资确权，加快区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庆高发司的主营业务为重庆高速公路（或收费站）的建设、经营和管理。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债、土地储备收入、规费、存量资产和税收返还。
（2）创新发展政府融资模式，引入市场资本。 渝富处置不良资产，运作土地资本；渝城投通过信托融资、债券融资（发行企业债融资）和BT 与BOT 模式募集路桥、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
“三不政策”：第一、地方财政不得为投资集团做各种形式的融资担保避免发生财政债务风险。第二、各投资平台间不能相互提供债务担保，以避免风险在城投平台间的传递，放大金融风险。第三、各平台的专项资金不得互相拆借，规避了债务风险的内部传导及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三个平衡”：第一、净资产与负债的平衡，保证相对安全的杠杆率，即争取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左右。第二、集团现金流的平衡。合理有效地运用现金，实现现金流的良性运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缩短资金周转周期。第三、投资与来源的平衡。投资集团在接受政府部门下达的具体投资建设任务时，必须要有明确的相应资金注入或有通过特定的盈利模式回收投资的途径，避免出现大的融资困难或。各政府部门间审批权、监督权和施工权相分离。
（4）结构转型，合并为五大投 ：目前，重庆市的城投公司一共有五家，分别是：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1）各公司的积极探索。 八大投起步早，早在2002年开始就相继成立。对于国企改革和地方融资起到重要作用，这一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更容易建设成大型融资平台。
（2）地方政府的支持。 成立城投公司，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和发展需求，因此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参与。
从2002年开始，重庆相继成立“八大投”融资集团，包括城投司、高发司、高投司、地产集团、建投司、开投司、水务控股、水投司。这些投融资集团由政府向其注入储备土地，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
2012 年11 月，国土资源部等四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62 号）。
2014 年4 月重庆市政府发布的《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
2014 年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提出加强政府或有债务监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目前，八大投已经转型为“五大投”，其主导的业务模式也陆续退出，或者转化为投资运营和PPP模式。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各个行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由传统模式向新模式发展。很多地方政府尝试金融转型，大力探索建立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相互兼容的新型发展模式，以此支持地方金融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推动当地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
广州市是珠三角地区的一线城市，有着扎实的经济基础和活跃的市场氛围，长期以来GDP领先全国，创新意识浓厚。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能够支持和推动地方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广州结合当地经济因素，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金融专项试验区——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目前华南地区唯一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首个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金融专项试验区，该试验区将被打造成为覆盖珠三角、辐射华南乃至全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协调发展集聚区，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花都经验”。
（1）制定战略目标，出台配套政策。 广州市政府针对定位目标，提出了试验区的发展主线为“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推动绿色发展”，并计划构建一个“枢纽在花都、节点在各处、广州一张网、扩展到全省、服务大周边”的发展大格局，同时出台了“1+4”的具体配套政策。所谓“1+4”配套政策，“1”即《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共10条；“4”是其子文件，即《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实施细则》、《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产业创新发展实施细则》、《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企业上市发展实施细则》、《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出台具体细则，指导绿色金融发展。 《广州市花都区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是指导试验区工作最主要的政策性文件。其中提出了建设绿色金融试验区的十个重要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设立绿色发展专项资金、培育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引导绿色产业集聚发展、建立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设立花都绿色发展基金、推动绿色企业上市挂牌、集聚绿色发展人才、加强绿色发展组织领导等。
（1）区位条件优势。 广州是位于珠三角的一线城市，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当地金融产业和民营经济都十分发达，市场氛围活跃，当地群众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2）实践起步较早。 花都区在设立试验区之前，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绿色金融的实践，为试验区的设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政府大力支持。 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试验区建设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和监管政策，促进试验区规范有序发展。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2017年6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广州市花都区率先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
2017年7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批及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以广州市花都区为核心建设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
试验区的设立必将推动当地金融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广州GDP做出重要的贡献。随着绿色金融新模式的产生与推广，广州市在现阶段的基础上，稳居一线城市的地位，同时发展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金融创新城市。
宏观层面重大部署为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央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并围绕推动“互联网+”行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做出了战略部署，这为杭州文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十二五”期间，杭州文创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市GDP增速7.74个百分点。2017年杭州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3041亿元，同比增长19.0%，占GDP比重24.2%，产业总实力同比再创新高。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10家，市级文创产业园24家。
（1）组建文创公司。 杭州市组建了文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推出文创产业无形资产担保风险补偿基金、文创产业应急转贷基金、文创小微企业“助保金池”。
（2）设立产业引导基金。 杭州市文创产业引导基金首期规模1.2个亿，用于扶持文创企业和创业人，打造杭州文创龙头企业。同时不断壮大杭州市文创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创项目。
（3）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充分发挥杭州银行文创支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杭州文创专营支行和杭州联合银行文创特色支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对中小文创企业的金融服务。杭州银行于2011年率先推出新三板股权质押，解决挂牌企业缺少担保而融资难的问题，服务400家挂牌企业，授信额度近30亿元，实发累计超过60亿元，在北京、上海、浙江多地市场占有率位于市场前列。
（4）拓展融资渠道。 全力推进符合条件的文创企业上市或新三板挂牌融资，开发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拓宽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杭州银行为新三板企业授信审批纳入绿色通道，确保业务处理快速及时。
（1）注重多方参与，聚集多方资源。 杭州在发展文创金融的过程中，注重多方参与合作，搭建以“四位一体”为基础的综合平台，政府、杭州银行、创投机构、科技园区以及担保公司都参与其中。文创金融以抵质押融资类、交易融资类、创投渠道类、政府渠道类、园区渠道类、担保合作类服务，为文创产业中小微企业提供渠道资源、未来现金流与可抵质押资产。
（2）创新管理机制，突破传统经营模式。 杭州银行实行五个“单独”机制，即单独的客户准入机制、单独的授信审批机制、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与单独的薪酬考核政策。
（3）建立风险池基金，分担企业信贷损失风险。 杭州市地方科技局、担保公司和银行按一定比例出资共同组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池基金，杭州银行在风险池基金的额度基础上放大5-10倍，为区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若出现信贷损失，额度内按三方出资比例分担，超出额度由担保机构和银行按8：2比例分担。
（4）借鉴国外经验，完善银投合作模式。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成立基金管理部，与摩根士丹利、经纬中国、深创投、赛伯乐等国内外一线创投机构合作，托管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超142亿元，成为区域内投资资源的集聚地。此外，还为企业提供投资推荐、上市方案、收购兼并和资金管理等投融资一体化的金融服务。
2009年，杭州银行成立浙江省首家科技支行，2011年开始在重点地区进行科技金融服务的推广；2013年成立全国首家文创支行；2015年科技文创金融专营和特色机构达到16家。2016年，杭州银行成立国内首家科技文创金融事业部。
杭州文创金融模式的发展，降低了文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优化了文创产业的投融资环境，并形成一条独具杭州特色的文创金融服务链。
2015年，杭州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2232.14亿元，占全市GDP比重22.2%，文创产业已成为杭州的支柱产业。加之杭州拥有动漫、游戏、影视、艺术、旅游等城市基因，文创金融产业发展的新热潮正蓄势待发，对杭州成功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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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本，金融是末。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不能偏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更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成功的区域金融中心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完美融合，而融合的前提是区域资源、资金、资产和政策的集聚。因此，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归根结底就是打造区域“资源”中心、“资金”中心、“资产”中心、“政策”中心。
资源主要包括人才资源、信息资源与场地资源。人才资源是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要素，信息资源是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效率保障，场地资源是实现区域金融中心集聚效应的必要条件。
人才资源对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金融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一是培育本地金融人才。 除北上广深外，武汉、成都等城市在国内顶尖金融院系、金融机构的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为当地培养储备优秀的金融人才。比如，武汉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拥有超过百万的大学生，这为其建成中部区域金融中心、全国性科技金融中心和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是发挥本地人才资源优势。 比如，杭州有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湖南有互联网人才“微信之父”张小龙、“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等，可发挥本地人才优势，依托籍贯地人才搭建外部资源流入本地的平台，满足当地投融资需求，助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深圳、青岛、成都、杭州、南京、长沙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相继推出了人才引进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项目扶持、人才奖励、居留落户、住房安居、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出入境等方面，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
目前，国内区域金融中心的信息平台的主办单位通常有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学术组织等。比如，武汉金融网由武汉市金融工作局主办，西部金融在线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陕西广播电视台具体管理，深圳金融信息网由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主办等。这些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在金融经济信息发布、产品展示、推广宣传、人才培训、推动金融科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降低了金融信息整合成本，提升了金融效率。
举办区域金融论坛等金融会议，既有利于提升区域金融形象，提高地区知名度，吸引外部金融资源流入，又有助于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推动地区金融与产业资源深入融合。如湖南湘江举办2017《湘江财富之声》财富沙龙，集合金融专家、机构、企业等各方力量为金融行业发展献策，为湖南省金融精英、政策制定层及企业家们提供前沿学术思想与观点参考；成都通过举办2013 年财富全球论坛，吸引了世界的数百名商界领袖，通过这一论坛，从财富500 强企业中拿下了70 多个项目。
场地资源是区域金融中心金融资本聚集与整合的载体。在打造区域金融中心时，地方政府为吸引金融机构入驻，在场地方面通常会给予一些政策优惠，如为其提供工作场所和场地补贴等。对于场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地方，尤其是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或者新建自贸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推行利用虚拟地址注册企业。
地方政府对重点扶持项目或金融机构入驻免费提供场地或办公场所。比如，南京对入选扶持项目的，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工作场所，三年内免收租金。
一是租赁办公用房补贴。 比如，青岛对“特区创业项目”在“人才特区”租赁办公用房给予补贴。租赁孵化器场地100平方米及以下的，按入驻面积给予第一年全额、第二年70%、第三年50%的租房补贴。租赁加速器场地的，按入驻面积给予第一年每天每平方米1元、第二年每天每平方米0.5元、第三年每天每平方米0.3元的房租补贴，补贴面积最高不超过1000平方米。
二是购买办公用房补贴。 比如，重庆两江新区规定，购买办公用房及经营性用房的新引进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及其一级分支机构，其购买楼宇的自用部分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不同建筑面积的购房扶持，扶持总额最高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10%；符合条件的金融业机构可同时享受办公用房租金扶持与购房扶持，但两项扶持的总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部分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在场地资源方面进行了创新。比如前海在现阶段并无大规模成熟办公环境，无法让众多注册企业在此落脚办公，因此，采用虚拟注册地址的方式解决场地资源稀缺问题。
目前不少金融企业都选择以注册虚拟地址的方式进入前海。2015年上半年以来，前海注册企业数量猛增，企业总数呈爆发式增长，其中增长数量最多的是金融类企业。广东自贸区还通过各种途径公布了部分虚拟地址，以解决入区企业的注册之需。虚拟注册地址作为新建自贸区解决企业注册燃眉之急的方式，客观上降低了企业的注册成本。
资金主要涉及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区域金融中心资本密集的特性决定其崛起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打造区域金融中心需要财政资金引导、银行资金配合、社会资本参与。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来解决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巨额融资需求。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初期，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能够让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更加顺畅。如济南运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股权投资加快发展的机遇，投资建设山东新金融产业园，创建区域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积极引导投资者落户济南；南京建邺区在全南京市率先成立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多家专业投资机构合作，通过采用FOF母基金模式，初步打造了一条覆盖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创投基金链。
牵头组建新型民营银行。如新希望集团、小米、红旗连锁等股东联合发起设立了中西部首家互联网银行——四川新网银行。作为新一代互联网银行，新网银行依靠数据和技术来驱动业务运营，实现金融和科技的融合，通过为普通金融消费者与小微企业提供便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广实践普惠金融，进一步为成都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为成都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新动力。
依托于国家政策性银行，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如国开行厦门分行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优势，大力支持厦门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积极提供“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金融服务。同时，还发挥集团、公司协同优势，积极推动子公司国开金融、国银租赁、国开证券、中非基金等加强与自贸区管委会对接，为自贸片区内企业提供“投贷债租证”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推动厦门自贸区快速崛起。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比如，武汉实施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小额公司和小额再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发展计划；广州立足自身民营经济发达的基础，创办了民间金融街，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为本地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资产包括产业基础与金融资产两个层面。产业基础层面要求夯实产业基础，良好的产业基础是成功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前提；金融资产层面要求完善交易体系，完善的交易体系是盘活金融资产、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
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需求的前提，良好的产业基础能够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创造坚实的发展基础。以重庆为例，重庆两江新区成立七年来，发展速度迅猛。GDP从2009年的798亿增长到2016年2261亿元，汽车产业、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成为两江新区三大支柱，再加上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该区产业结构推动两江新区产业经济稳步向前，为两江新区打造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再比如，浙江嘉兴的南湖基金小镇与嘉兴科技城、电商（文创）、湘家荡等其他平台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产业平台体系。其中嘉兴科技城引育了闻泰通讯、斯达半导体、昱能光伏等一批爆发性强的科创型企业，带动了全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电商（文创）产业园吸引了600余家企业在此集聚。不同平台共同发展，为基金小镇的建设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
完善的资产交易体系是金融市场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在区域金融信息整合、金融资源引导、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融资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关键性的枢纽作用。
截至2016年底，国内金融资产交易所（中心）已超过40家，如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金融交易所、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海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西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部分城市有多家金融资产交易所，如深圳有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和深圳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金融资产交易所为代表的交易体系能够为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需求提供一个透明、规范的市场平台。以河北金融资产交易所为例，其发布的某国有大型集团委托或权益的转让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覆盖到全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
除金融资产交易所以外，有些地方还致力于发展非金融资产交易所，以完善当地的资产交易体系。比如重庆形成了资产、权益和商品合约三大交易板块。包括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司、重庆汽摩交易所公司、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航运交易所等，建设了具备交易结算、电子商务、融资增信等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资产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重庆的金融资产盘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政策主要包括行政规划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审批监管政策。政策因素在区域金融中心的崛起中发挥着指引、激励、监管的作用。
行政规划协调区域金融发展。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要求统一规划，避免不同地区的同质竞争。比如，湖南开普区、天心区、湘江新区都在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山东济南和青岛、辽宁沈阳和大连等均提出构建自己所在区域内的金融中心。这些城市同处一个行政辖区，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同质竞争、金融辐射范围大部分重合等问题，由此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
为此，各地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对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如长沙《加快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长沙金融功能区“一主（芙蓉中路金融街）、一副（沿江金融集聚带）、一区（金融后台园区）、一园（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创新园）”的布局，明确区域金融中心定位，统筹协调各区金融规划。
为了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税收优惠政策是最为直接的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入驻本地区的激励措施，也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优惠税率、税前扣除、税收返还等。
为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许多地方政府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入驻咨询、注册登记、政策申请、问题协调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如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为建设湖南金融中心，专门成立了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建立了快捷的工商办理绿色审批服务，金融机构享有落户工商注册登记全流程专人协调、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专项服务，并可在取得省金融办备案函后，2日内完成区级工商注册登记办理。
部分省份推广实施金融改革，各市县全部独立设置金融工作机构，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承担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比如，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青岛市是计划单列市，中央驻青岛的金融监管部门设置比较齐全。同时，根据山东省政府的统一部署，青岛市金融办和各区市金融办还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牌子，实现了职能从协调服务向协调服务与监督管理并重转变，为探索和完善财富管理监管体系创造了条件。（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